書面文字

第一場通訊革命（若不計語言本身的出現）是書面文字，據信起源於蘇美（即今日的伊拉克南部），約公元前 3400 年至公元前 3300 年之間。書面文字使信息的傳遞不再依賴信使記憶的準確性。如果一則通訊十分緊急且需要傳送至遙遠的地方，便會透過額外的信使進行接力傳遞；而傳統的口述轉達則會降低隱私性，並可能影響信息的完整性。書面文字實現了可靠的傳遞方式，確保信息在長距離運輸中不會損失其完整性。

隨著識字率的提高，書面文字在傳單和書籍等形式中促進了一對多以及一對一的通訊能力。由於生產成本高昂，撰寫長篇文本的能力很可能仍然是教會和國家所專屬的領域，這使他們得以延續自身的敘事並鞏固既有的權力結構。儘管如此，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仍可少量製作小型傳單，使政治思想得以流通，包括具有顛覆性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文件的創作者和接收者一旦被發現持有此類文件，雙方都可能面臨懲罰性措施的風險。

書面文字的出現增加了公民的風險。政府代理人或類似機構不再僅僅依賴信使的順從性。當信使攜帶記憶中的信息時，他們可以否認自己是信使，甚至可以向攔截者提供假信息。然而，若攜帶的是書面信息，信使一旦被攔截，信息幾乎必然會被獲取，除非使用某種形式的隱寫術。密碼學的目的是使信息對未經授權的接收者不可讀，而隱寫術則試圖隱藏信息傳遞的事實。例如，約 4000 年前，在巴比倫（位於今日伊拉克巴格達附近），信息被寫在粘土板上，然後覆蓋一層薄粘土。接收者會破開外層以顯露底下的信息；對於不了解內部隱藏信息的人來說，其存在仍是未知的。隱寫術可以使信使即便被攔截也能將信息被發現的風險降至最低。此外，通信雙方還可通過發送誘餌信息作為信使被攔截的對策。有時甚至連信使本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攜帶了一條信息，進一步保護了發件人。然而，由於當時可用的隱寫術方法較為原始，這種方式可能並未被經常使用。

最敏感的信息可能是由發件人信任的夥伴傳遞，這些人不太可能公開自己作為信使的角色。發件人甚至可能讓信任的信使記住信息，而不是將其寫下，從而進一步降低被攔截的風險。然而，記憶傳遞也帶來了可信度的挑戰，特別是在信使未被收件人認為是發件人的可信代表時。此外，由於人類記憶的易失性，也會降低信息的完整性。

為了在享受書面通訊這一新媒介優勢的同時盡量減少相關風險，通訊雙方可以採取若干措施。書面文字允許增加認證措施，例如簽名和封印。封印可以使用諸如蠟或瀝青等材料製作，發件人可在其上壓印獨特的標記（通常是與作者相關的符號，例如家族徽章）。然而，這依賴於收件人對這些標記的真實表現形式已有先驗知識，而熟練的藝術家也可以偽造這些標記。在書面文字出現之前，收件人要麼無法進行驗證，要麼依賴於預先對信使作為發件人可信代表的認知。否則，通訊雙方可能使用事先交換過的密語或短語來確保真實性。

若未使用隱寫術，信使無法像傳遞記憶信息那樣否認持有書面信息。然而，政府無法在通訊雙方不知情的情況下輕易獲取信息內容，因為檢查信息需要破壞封印。然而，由於早期信封的脆弱性，政府可能希望收件人認為損壞的封印是由於惡劣的運輸條件或粗暴的處理，而非攔截所致。政府可以僱用專業人員，他們擅長開啟信件並重建封印的技術，但這種工作非常精細，且如果工作不夠完美，仍有被發現的風險。此外，政府需要迫使信使不報告通訊被攔截的情況，或者需要秘密獲取信件並擁有足夠的時間來進行暗中開啟和重建封印的操作。儘管在某些情況下，攔截被發現可能不會帶來風險，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對政府的情報行動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因為攔截行為的曝光可能會暴露整個調查，從而抵消情報的獲取收益。

另一種可供公民選擇的方式是對信息進行加密，儘管當時只能使用原始的手工密碼。然而，即便接近現代時期，能夠熟練運用複雜手工密碼的技術仍然十分罕見。加密還能防止信使背叛而洩露信息機密。政府可以僱用數學家嘗試破解加密信息；在某些情況下，僅僅是密碼的存在就可能被視為陰謀的證據。少數公民能夠負擔聘請專業密碼學家來保護其信息，而加密信息的發件人往往依賴收件人擁有同等水平的密碼學技能來解密通訊；此外，收件人還需要事先知道加密方案和密鑰。然而，對於政府而言，聘用密碼學專家在經濟上是可行的。例如，英格蘭的伊麗莎白一世女王僱用了密碼學家破解了蘇格蘭瑪麗女王的加密信息，揭示了她參與刺殺伊麗莎白的陰謀：這一解密直接導致了瑪麗的死亡。

總體而言，書面文字的發展並未顯著削弱政府的監控能力，特別是在公民識字率普遍偏低的情況下。即使隨著識字率的提高，書面文字也為政府提供了更大的能力來監控其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