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推動辯論向前

充斥於密碼戰爭中的激烈言辭，常使我們忽略其爭論者大多都是出於保護公民、努力將他們認為最顯著的風險降至最低而採取行動。各方對於何者為最嚴重風險的分歧，正是衝突持續的根源。數位隱私活動家謹慎地警惕數位時代監控能力過度膨脹國家權力，這可能最終導致政府濫用權力，甚至在極端情況下促使民主制度崩潰。同樣，國家在努力於數位時代複製經民主授權的權力，防止出現無政府狀態的領域，使犯罪、恐怖主義和兒童虐待得以猖獗，這一遠見也是審慎之舉。然而，政府僵化地堅持其所謂「僅」是維持自電話普及以來的現狀，這一主張已不具說服力。現代數位裝置產生的數據遠比傳統電話數據豐富。像 Skype 這樣的數位電話服務相當於傳統電話，但對於一個公民所有數位數據的全面監控，或對其裝置進行法證分析，所揭示的卻是關於該公民最私密生活細節的資訊，這就好比在公民最親密的信任圈中安插了一名政府線人，且這名線人無時無刻不在現場。這類能力在公民與國家權力之間構成了對比，顯著偏離了前數位時代的現狀。政府必須認識到現狀已被擾亂，才能幫助公民決定是否應該賦予國家在行使數位監控權力時所需的民主授權，以及這種授權應該具備怎樣的範圍。

本書旨在記錄密碼戰爭，為未來針對如何解決例外存取（EA）困境的辯論提供堅實的基礎。要全面探討例外存取本身，則需要進行另一部更為技術性、以風險為導向的研究。不過，在花費半個世紀的時間檢視該議題的歷史之後，我將提供一些關於例外存取解決方案的思考，這些僅屬於高層次的構想，供進一步探討，而非詳細的具體提案。

首先，我們必須將這一挑戰框定為數位時代的風險管理，而不僅僅是國家與公民之爭，或安全對隱私之辯。這不僅僅是數位風險管理，因為現今世界已不再是物理與數位相互脫節，而是整個社會風險管理的問題。

對於數位隱私活動家而言，主要風險在於國家權力過度擴張——一個可能濫用其權力以顛覆民主的政府；川普總統最近試圖破壞選舉進程的行為，正展示了這種情境並非幾年前大家所認為的那麼遙遠。另一個相關風險是社會整體隱私的退化。政府認為，無法規範的空間，即一個讓國家與公民面臨威脅的環境，是最嚴重的風險。而今天個體所帶來的威脅，比起前數位時代要來得更嚴重。二十世紀時，極端分子要跨越長距離聚集已十分困難，且掌握進行大規模屠殺（例如製造炸彈或合成生物武器）所需的技能也相當困難——而在許多情況下，網際網路卻使這類知識得以民主化。過去對於敵對國家的威脅在數位時代之前也相對遙遠；而今，外國勢力可以從自己國土內進行間諜活動、影響選舉、癱瘓關鍵基礎設施，甚至造成致命傷害，而難以追查到確切責任者。雙方都認同的一個額外風險是，若網際網路失去了加密保護，將使得各類威脅——包括有組織犯罪與兒童剝削——惡化。究竟哪一種風險最嚴重，並且值得以增加其他風險作為代價來最積極應對，這本質上是一個極為主觀的判斷。FBI、NSA、密碼龐克以及科技高管代表了爭論中的極端立場，僅僅是社會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在一個民主社會中，這麼少數、立場極端且常帶有既得利益的人，絕不應該來決定一個關乎二十一世紀公民自由的根本問題。然而，正因為存在世代分歧，這些黨派已填補了那個大多數漠不關心、滿足於現狀、缺乏知識的選民留下的空白。社會中年長者往往不理解技術，無法領會數位技術對二十一世紀生活以及相關安全與隱私威脅的重要性；而年輕一代——數位原住民——只知曉充斥著技術的世界，對於其父母曾享有的「隱私」則毫無概念。唯有介於兩者之間，那些既曾在社會尚未數位飽和時成年，又足夠早期接觸技術的人，仍保有比較兩個時代中安全與隱私差異的視角。另一個挑戰是，公民習慣於接受免費的網際網路服務——由於缺乏付費先例，許多人可能會將數據隱私與安全視為次要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