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碼龐克不信任的根源

「我跟越共沒什麼好爭的，」穆罕默德·阿里在 1967 年宣稱。「他們從沒叫我 n*****，沒把我私刑吊死，沒用警犬咬我，也沒剝奪我的國籍，沒強姦或殺害我的父母。」同年，這位因逃避徵兵而被褫奪世界拳王頭銜的拳王，曾針對一名批評他拒服兵役的大學生如此反擊︰

「如果我要死，我就現在在這裡跟你拚…你才是我的敵人；我的敵人是白人，不是越共…我想要自由時，是你反對我；我想要正義時，是你反對我；我想要平等時，還是你反對我…你甚至不會在這裡、在家鄉為我挺身而出。」

同一年，馬丁·路德·金博士在紐約市河濱教堂面對座無虛席的會眾時懇切呼籲：

「這種瘋狂總得結束。我們必須立刻停止。我以身為上帝的孩子、以越南受苦窮人的兄弟之姿說話……我也為那些美國的窮人發聲，他們在家鄉夢想破碎，還要在越南承受死亡與腐敗的雙重代價……每個有人道信念的人都必須選擇最能符合自己信念的抗議方式，但我們都必須抗議。」

穆罕默德·阿里與金博士，這兩位美國公民，竟都在美國國安局的竊聽名單上。

調查記者詹姆士·班佛德指出，金、歌手瓊·拜亞與女演員珍·芳達等美國公民都曾在國安局的監控名單上。對密碼龐克而言，這些人只是在進行合理且合法的政治抗議，卻成為世界上最強大、原本不應該針對自家公民的監控機構——國安局——的標靶。根據國安局的創始文件「國家安全會議情報指令第9號」的規定，該機構的任務本該是針對外國，而非國內的情報收集。然而，密碼龐克並不相信國安局會受到這些法律限制的約束，也不相信白宮不會改變這些限制；道格·波特在 1993 年中曾在郵件論壇上發文指出：「國安局長期以來，一直不管自己是否有執行某項活動的授權。」

在密碼龐克看來，國安局最嚴重的越權行為之一是「Shamrock 行動」。該計畫始於二戰結束後，目的是攔截抵達或經過美國的外國通訊。在 1976 年的「丘奇調查」中，弗蘭克·丘奇曾形容它「可能是影響美國人最廣的政府攔截計畫」。「Shamrock 行動」最初的目標是取得電報，政府在戰時擁有此類通訊的合法權限。但戰爭結束後，失去了維繫美國生存的威脅，也就不再有法律允許政府大規模合法存取通訊。因此，他們只能在沒有國會授權的情況下取得這些資料，這種手段有被視為非法的可能。美國政府代表首次與位於紐約的三大電信公司之一──ITT Communications 接觸時，對方拒絕提供通訊資料。不過，後續的接洽進展順利；第一批電報在 1945 年 9 月便暗中送交政府。雖然三家電信公司──ITT、Western Union 和 RCA──的公司律師都曾勸告不要配合政府要求，質疑其合法性，但這些企業最後仍舊配合行動。

到了隔年春天，企業高層開始感到緊張。美國信號局（國安局前身）的負責人寫信給時任陸軍參謀長、後來擔任美國總統的德懷特·艾森豪，表示這項資訊存取即將面臨危機，也間接承認攔截行為沒有法律基礎；他強調企業方「已經把自己置於危險境地，因為這種行動的合法性尚未確立」。艾森豪隨後寄出一封正式的感謝信，以安撫這些企業主管。當時的國防部長詹姆士·佛瑞斯特也在 1947 年與他們會面，感謝他們的努力，並保證只要當時的總統仍在任，就會由司法部來保護他們。他重申這些「情報對國家安全極為重要」，在這些保證與奉承下，企業高層終於放心。接下來的 30 年裡，這項祕密、且可能違法的攔截計畫規模擴大，對通訊業者來說幾乎成了日常業務；隨著技術演變，交給政府的資料種類與數量也同步提升。「丘奇報告」顯示：

「原本只是想取得特定外國目標的電報，最後卻演變成國安局從至少兩家海底電纜公司那裡，獲得幾乎所有往來美國的電報資料，其中包括數百萬件美國人的私人通訊。」

對於最願意信任政府的人來說，也許可以假設政府會忽略那些與外國情報目標無關的電報（例如受敵對政權雇用的外籍人士）。然而，這種假設很快就因「丘奇調查」揭示的另一項計畫──「Minaret 行動」──而受到嚴重挑戰。這也是密碼龐克對政府缺乏信任的另一個根源。

羅伯特·F·甘迺迪在 1961 年成為美國司法部長。他的首要任務之一是打擊有組織犯罪。為此，他召集美國的執法機構與情報機構分享黑社會的情報，嘗試首次整合彼此的情報資源，以提升政府打擊犯罪的能力。作為這項行動的一部分，負責協調的司法部刑事司要求國安局提交任何已掌握或將來可能取得的、關於其目標犯罪份子的情報。

甘迺迪家族同樣對費德爾·卡斯楚感到憂心，於是聯邦調查局開始調查與古巴有商業往來的美國公民。這些目標的名單被交給國安局，並請求取得相應資料；正如詹姆士·班佛德所評論：「現在，國安局首次把它那龐大的耳朵轉向美國本土。」到了 1967 年，國安局的監控名單再次擴張，軍方指派該機構協助調查全國範圍內的反戰示威等內部動亂是否受到外國勢力影響。緊接著，特勤局、中情局與聯邦調查局也陸續上交涉嫌製造動亂者的名單，請求加入國安局的監控。1970 年又出現一項新的監控請求，當時尼克森總統決定加大打擊國際毒品交易的力度，要求情治體系「盡全力配合」。在 1968 年《綜合犯罪控制與安全街道法案》中有一處國安局悄悄插入的條款，使其相信其他旨在限制或約束其針對美國人的行動的法律和指令不再構成障礙。沒多久，緝毒與危險藥品局也向國安局下達任務，監控違反毒品法的組織與個人。對此，班佛德指出：

「這是國安局邁出的最危險一步……在此之前，‘Minaret 行動’所提供的情報皆為國安局在監控外國目標進行外國情報收集時，順帶獲得的與監控名單相關之‘副產品’。但此刻，這隻巨大的耳朵已真正地轉向美國國內。」

然而，尼克森總統的怒火並不只落在毒品集團身上。

1971 年，時任總統的尼克森在白宮橢圓辦公室拍桌：「他媽的，必須有人坐牢！」當時丹尼爾·艾爾斯伯格正公開洩漏五角大廈極機密文件，向美國民眾揭露他們在越南的重大介入行動。尼克森對他的司法部長約翰·N·米切爾說：「把那個混蛋關進牢裡。」白宮的首要目標成了讓艾爾斯伯格名譽掃地。尼克森不只想起訴他，還想徹底摧毀他的聲譽，以及他所代表的反戰運動。白宮甚至策劃竊盜艾爾斯伯格的精神科醫生辦公室，試圖翻出這位吹哨者的病歷，但最終行動以失敗告終。

更嚴重的濫權行為導致了尼克森的垮台。1972 年，五名闖入者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被逮捕，身上攜帶了竊聽器與攝影設備。他們被抓的那棟綜合大樓之名，從此成為這場醜聞的代名詞：水門案。儘管白宮激烈否認，但最終證據直指尼克森政府。隨後的調查中，尼克森的多起違法行徑陸續曝光，其中包括：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掌管一筆用來抹黑民主黨的資金，透過竊取競選文件、偽造信件並散播假新聞；企業界非法捐贈數百萬美元給尼克森的競選團隊；尼克森承諾給予水門案同夥特赦與封口費，以換取他們的沉默；以及操縱聯邦調查局的檔案，掩蓋其針對新聞記者和政府官員的調查行動。同時也證實，尼克森政府曾闖入艾爾斯伯格的精神科醫生辦公室，並計畫在華盛頓的一場集會上對他進行人身攻擊。最終，尼克森被迫辭職。1977 年，尼克森在接受大衛·佛洛斯特訪問時，被問及監控問題，以及總統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自行決定以「國家利益」為由做出違法行為。尼克森的回答帶有獨裁般的暗示：「事實上，當總統這麼做時，就代表這不違法。」當密碼龐克群體逐漸形成時，這句已被歷史記錄下來的話正好體現了他們最深層的恐懼——一位毫不尊重憲法及其制衡機制的總統。如果不是水門案行竊被及時發現，尼克森或許能繼續這些濫權行動，甚至在完全不受制衡的情況下走向獨裁。當然，另一種解讀是制度正常運作，最終讓尼克森下台——但對密碼龐克這些本就不信任權威的人來說，這種歷史詮釋並無法改變他們的看法。

1977 年 3 月，司法部對可能違法竊聽進行調查後發布了高度機密的檢察總結報告，指出國安局有 23 種可疑的竊聽作業。「Minaret 行動」正是報告中被列為可能構成犯罪的行動之一。這份報告被送交司法部長班傑明·席威萊提，並附帶警告指出，一旦嘗試起訴，「極有可能會出現上下級之間、不同機構之間、機構與委員會之間、委員會與總統之間，以及死者與在世者之間相互推諉責任的情況」。報告同時提到，國安局由行政部門所頒布的最高機密特許令賦予其豁免於其他聯邦機構所受法律規範之上的地位；也就是說，國安局事實上被視為「法外機構」。最終，沒有人因此受到起訴。

在密碼龐克看來，聯邦調查局的「反情報計畫（COINTELPRO）」也是歷史上最嚴重的公民權利侵犯事件之一。該計畫於 1956 年針對美國共產黨展開，起初並未通報總統或司法部長。後來在 1968 年，COINTELPRO 的矛頭又轉向了反戰運動。誠然，反戰運動中確實存在激進派，他們進行的暴力行動在多數公民眼中都是必須偵辦的犯罪事件。僅在 1969 年秋到 1970 年春間，針對預備役軍官訓練團大樓、徵兵局、入伍中心、聯邦機構與企業總部就至少發生了 250 起爆炸事件。時任總統尼克森對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埃德格·胡佛表示，他相信「革命恐怖」是美國社會面臨的最大威脅，但由於大多數爆炸是在深夜發生，且極少造成傷亡，整體輿論並不如他那般恐慌。然而，聯邦調查局的行動卻遠遠超出了傳統調查或情報滲透的範圍。COINTELPRO 採取了各種手段，包括寄匿名信給反戰人士的父母或雇主，指控對方同性戀、吸毒或其他道德敗壞行為，意圖在他們生活圈中製造不和，以破壞他們的運動。也曾寄信告知某些人士的配偶，聲稱他們的伴侶有外遇，並散布謠言指控目標侵占資金或與聯邦調查局暗中勾結。更直接的手段則包括由聯邦探員滲透並破壞反戰團體；其他行動方式還有讓抗議者被房東趕出住處、攔截他們的郵件和通訊、藉小罪名迫使警方滋擾、破壞和平示威，甚至煽動肢體攻擊等。

一直到 1971 年，公眾才得知 COINTELPRO 的存在：當時，一個反戰團體闖入聯邦調查局的辦公室，竊取約一千份文件並交給記者與國會議員。《華盛頓郵報》譴責聯邦調查局的做法「形同蘇聯秘密警察式的內部安全管理」。在媒體與國會施壓下，COINTELPRO 在同年 4 月宣告終止；它針對反戰運動執行了 300 起破壞行動，其中有四成是為了阻止公民「發言、教學、寫作或出版」。五年後，接任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克拉倫斯·凱利對 COINTELPRO 表示道歉，承認其部分行動「顯然錯誤且難以辯護」。COINTELPRO 也常被密碼龐克提及，視為塑造其意識形態的重要因素。

密碼龐克相信，進入數位化時代後，政府越權或濫權的風險只會節節升高。菲爾·齊默曼在 1996 年向美國參議院一個小組委員會作證時，就明確表達了這種擔憂:

「就隱私而言，科技的進步無法維持現狀。現狀本身並不穩固。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新的技術將賦予政府新的自動化監控能力，遠非史達林所能想像。唯一能在資訊時代維護隱私的方法，就是強密碼學，要強到足以防範主要政府的層級。政府的紀錄並沒有讓人相信他們永遠不會濫用公民自由。聯邦調查局的反情報計畫（COINTELPRO）曾鎖定反對政府政策的團體，監視反戰運動和民權運動，還竊聽馬丁·路德·金的電話。尼克森則有自己的敵人名單，還有水門案醜聞。美國的『毒品之戰』使得美國在全球擁有最高的人均監禁率，甚至在 1980 年代超越了種族隔離仍舊猖獗時期的南非。」

密碼龐克對國安局各種認知的主要根源，是詹姆士·班佛德 1982 年出版的經典著作《拼圖宮殿》(The Puzzle Palace)。該書成為許多密碼龐克如饑似渴的讀物，也幫助他們建立並證實了「國安局是一個權力無邊、缺乏有效制衡機制而足以反過來監控美國人」的世界觀。提姆·梅曾在密碼龐克郵件論壇上貼文表示：「所有想成為密碼龐克的人都應該去讀詹姆士·班佛德的《拼圖宮殿》。」密碼龐克最後普遍相信，國會無法有效制衡國安局的權力，而司法部儘管發現了疑似犯罪的行徑，也無法起訴一個等同「凌駕法律之上」的機構。於是，他們選擇把信心寄託在數學和加密技術上，而不是寄望於政府體系或總統。

也許從表面上看，密碼龐克對政府的高度不信任顯得過於極端，但如果透過歷史濫權的角度來看，便能理解為什麼他們寧可相信數學能保護公民，而非依賴那套「他們認為無效」的權力制衡機制，或有可能獨裁成性、又易受外力操控的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