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科學基金會：密碼學家之阿基里斯之踵？
國家安全局（NSA）很快發現他們試圖限制密碼學研究的努力，正遭到學術界越來越巧妙地利用媒體的反擊。該機構並不具備對像 IBM 這樣的大型私人公司施加壓力的能力，這些公司是政府大額合同的受益者。學者則是另一類人。他們的主要責任是發現和傳播知識。儘管學者也有動機推動自己的事業，但這種雄心與發表研究成果密切相關，不發表研究將會大大限制他們的職業機會。像馬丁·赫爾曼這樣的教授，也在他們的知名機構中擁有終身教職，這意味著即便他們的機構與政府在某些問題上意見不合，也很難將他們從受保護的終身職位中移除。然而，像麻省理工學院（MIT）和史丹佛大學（Stanford）等大學，顯示出它們並未被NSA威脅所嚇倒。對於大學而言，還有一個可能的好處，就是可以共享由其員工發現所產生的專利和商業應用的收入。然而，學者們也有一個阿基里斯之踵，如果NSA加以利用，可能對他們施加影響。
1950年，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成立，作為一個獨立機構，其目標是「促進科學進步；推動國家健康、繁榮和福利；保障國防；以及其他目的。」NSF是支援在頂尖大學進行的研究的主要資金來源之一，包括數學和計算機科學領域。這些資金支持了1970年代的密碼學進展。接受NSF資助的學者包括迪菲、赫爾曼、里維斯特、沙米爾和阿德曼。如果NSF的獨立性受到削弱，讓NSA對資金分配過程及受資者施加影響，那麼大多數從事非政府密碼學研究的個體，可能會受到NSA的控制。可以在資助合同中加入一條條款，允許NSA選擇將任何結果發現進行分類。如果這一過程是基於事先達成的合同安排，那麼NSA將不需要進一步的理由來對研究進行分類，且學者們也很難提出上訴。
1975年6月，NSF的特別項目主管弗雷德·W·韋因加滕（Fred W. Weingarten）博士在與一位NSA員工的會議中，被告知NSA「擁有唯一的法定權力資助密碼學研究，事實上，其他機構被特別禁止支持此類工作。」韋因加滕立即中止了與密碼學研究相關的資助，並向NSF的總法律顧問請教。NSF的法律顧問無法找到相關的立法，因此，助理總法律顧問傑西·E·拉斯肯（Jesse E. Lasken）聯繫了NSA的律師，後者也未找到這樣的立法。韋因加滕重新開始資助密碼學研究。
到1977年4月，毫無疑問，NSA正試圖影響NSF。擁有35年資歷的NSA助理副局長塞西爾·科里和他的助手大衛·G·博克（來到NSF位於華盛頓的總部與韋因加滕會面。會議議程包括NSF對密碼學研究的支持。作為NSA的第二號人物，科里迅速告訴韋因加滕，一份未指明的總統指令賦予該機構對所有密碼學工作的「控制」權，並且NSF在為這一領域的研究提供資金時，違反了這一指令。韋因加滕解釋了幾年前的事件，並指出當時NSF和NSA的律師都無法找到這樣的指令。NSA的代表「含糊其辭地說，他們將需要通過這樣的法律。」科里建議NSA和NSF「協調」密碼學資金申請的審查過程。韋因加滕同意將申請書副本發送給NSA，部分原因是只有NSA擁有評估提案技術價值所需的密碼學人才。然而，韋因加滕補充道，無論如何，NSF絕不會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接受NSA的建議——NSF不會接受像「不資助這項研究，但我們不能告訴你為什麼」這樣的建議。NSF將繼續根據研究的科學價值來提供密碼學資金，如果NSA能夠提供充分的書面理由來拒絕資助，並符合這一標準，NSF將把NSA的建議視為審查過程的一部分。
會議後，科里寫信給韋因加滕的上司、NSF數學與計算機科學部門主任約翰·R·帕斯特，感謝他「願意與我們合作，考慮此領域資助申請的安全性影響。」這一信息無疑讓韋因加滕和帕斯特感到驚訝，因為這與NSF之前明確表達的立場相悖。帕斯特回信澄清了達成的協議，並進一步指出，NSA對提案的任何審查將成為公開記錄的一部分。
在NSF的一份內部備忘錄中，韋因加滕觀察到：「NSA處於官僚困境……NSA擔心……公開領域的安全研究會危及他們的部分工作……他們似乎希望維持對此領域的控制，並且想在此領域內占有官僚專業。」韋因加滕也擔心NSA在密碼學領域的主導地位：
「顯然，將如此重大的國內責任，可能涉及銀行業、美國郵政服務和有線電視等活動，交給NSA這樣的機構，應該只有在政府高層進行最嚴肅辯論後才可決定。」
最後，韋因加滕考慮了NSA與NSF未來的關係：「無論人們對NSA在政府中的角色有何看法，NSF與他們的關係必須是正式的。需要避免就研究領域或個別項目的支持達成非正式協議。」在與NSA的幾次互動後，韋因加滕敏銳地意識到他們請求的更廣泛背景，以及他們顯然願意使用欺瞞手段，例如提及似乎不存在的總統指令，來實現他們的目標。
學術出版自由的鬥爭，才剛剛在1977年開始。幾乎在同一時候，梅耶（Meyer）正在撰寫致IEEE的信，NSA的一位新任總監也開始上任，這位總監將走出陰影，為學者們所倡導的未來辯護，並表示這將使美國國家安全處於風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