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A將密碼學發明定為機密
1977年10月，威斯康星大學的喬治·達維達教授在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會的名義下申請專利，這項發明是一種他與同事大衛·韋爾斯共同創造的設備，旨在應用數學算法來生成流加密算法。達維達的工作，像許多其他學者一樣，得到了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資助。專利局沉默了半年，直到1978年4月，才發出保密命令。
達維達並非孤例，在同一天，另一個保密命令也發給了一小群西海岸的發明家，由卡爾·尼科萊領導。尼科萊的小組已經等待了五個月，期望能為他們的「相位電話」（phasorphone）獲得專利，這是一種可以對公民頻段無線電和電話進行加密的語音混亂裝置。該小組估計他們的設備將以約100美元的價格出售，並且會有一個龐大的商業市場。
《發明保密法案》（ISA）於1917年作為一項戰時措施成為法律，旨在防止可能「對公共安全或國防造成不利影響，或可能幫助敵人或危及戰爭成功進行的發明」公開。該法案在戰爭結束後停止執行，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重新啟動；當敵對行動結束後，ISA再次失效。然而，到1951年，該法律再次被啟用。正是這項法律被用來對達維達、韋爾斯和尼科萊進行限制。
威斯康星大學密爾沃基校區的校長維爾納·鮑姆在聽說達維達受到保密命令的影響後，寫信給NSF局長理查德·C·阿特金森，提出以下建議：
至少，應該努力為那些面臨保密命令威脅的個人建立最基本的正當程序保障。證明為什麼公民的憲法權利必須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受到削減的責任應該由政府來承擔。
鮑姆建議由法官來判定政府主張的有效性，而不是「未知的防禦機構」。鮑姆告訴阿特金森，若沒有這樣的機制，「個人權利和科學研究可能會遭受無法彌補的損害。」鮑姆還聯繫了商務部長胡安妮塔·克雷普斯，告知她政府行為對研究和商業的威脅。鮑姆還獲得了參議員沃倫·馬格努森的支持。鮑姆還聯繫了《科學》雜誌的黛博拉·沙普利，幫助將NSA試圖阻止加密技術普及的行為公之於眾。鮑姆在《科學》雜誌中表示，政府的做法讓人聯想到麥卡錫時代對大學的打壓，並挑戰了ISA的合憲性：「一個未知的官僚怎麼能在沒有任何正當理由或正當程序的情況下對個人的研究活動定為機密？」他在文章中問道。達維達解釋說，他被保密命令要求不得書面表達或討論他的設計原理。達維達告訴沙普利，保密命令「措辭過於籠統，甚至可能意味著我不能談論密碼學的任何數學理論或我相關的研究。」
最初，NSA對此案件未作評論。然而，英曼後來辯稱，學術自由並未受到挑戰，「有一場運動稱保密命令的強加妨礙了研究者的學術自由。我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指控，我也這麼告訴了校長[鮑姆]。」英曼認為，「如果個人選擇在學術期刊上發表，那麼就不會有保密命令的問題」，只有當達維達尋求專利並希望從中獲利時，才有可能發出這樣的保密命令。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可以被解釋為一次讓步，英曼表示，「我們將與商務部和國防部進行對話，討論現行程序是否足夠。」NSA局長暗示在這一過程中仍有改進的空間，他表示，「鮑姆告訴我，達維達收到了來自郵件的冷淡明信片……你應該能夠告訴一個人為什麼發出這樣的命令。」
達維達的保密命令於6月13日被解除。英曼評論說，發出該命令是一次「官僚錯誤」，因為該信息已經在公開媒體中出現，因此不可能發出分類命令。英曼還談到處理此類問題的過程。保密命令的決策通常是在「中層管理」級別作出的，而在所有政府機構中，定為機密很容易，但要挑戰這樣的行動是否正當則非常困難。英曼表示，今後，保密命令的決策將由一個高級委員會審查，以避免錯誤。
當尼科萊的發明被審查時，NSA建立了這一修訂的保密命令程序。英曼承認是他自己下令對尼科萊的發明發出保密命令：
「在審查原則之間，是否值得分類存在分歧。鑑於這種分歧，我決定要求發出保密命令……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我認為我們應該偏向國家安全。」
NSA向尼科萊提供了賠償金，以補償他們對其發明定為機密的行為，但尼科萊與NSA斷絕了所有聯繫。這位發明家告訴美聯社記者，他的保密命令：
「似乎是NSA為限制美國人民隱私所採取的總體計劃的一部分……他們已經竊聽人們的電話多年，現在有人發明了一種設備，使這變得更難，他們以國家安全為名反對這個。」
10月11日，對尼科萊發明的保密命令被撤銷。NSA未說明撤銷的原因。然而，英曼在與沙普利的對話中表示，他相信在這兩個案件中，發明家們利用媒體來操控NSA；他評論說，達維達「非常聰明，並且意識到如果你去媒體，你可能會比通過常規的上訴更快地引起高層的注意。」達維達和尼科萊都否認接觸過媒體。達維達表示，在保密命令發出後，來接觸他的記者已經知道他無法談論自己的發明。
1980年，英曼在美國國會作證時回顧說，他所在機構的行為「是一次出於良好意圖的嘗試，試圖保持一個顯然已經越過的界線」，他表示這些決策是在「戰鬥的熱火中」作出的，「從每天處理《發明保密法》的情況來看，你必須做出迅速的決策。」英曼為ISA本身辯護，認為問題並非出自「有缺陷的法律，而是政府對其應用的關注不足。」英曼透露，當他接管該機構時，NSA有257個保密命令正在生效。到聽證會時，英曼已經將這一數字減少到7個，其中6個來自1930年代，最後一個他認為來自1967年。NSF的總法律顧問查爾斯·H·赫茲也後來評論說，「也許專利並不是監管這件事[學術研究]的最佳方式……任何來自大學研究的專利，可能已經被公開發表。」